2月12日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2014年2月9日至10日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讲话；副院长赵胜轩、李捷、张江、李扬、李培林等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相关领域研究所、职能局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百余人参会。副院长李扬作《世界经济形势和任务》专题演讲。会议开幕式由学部委员刘树成主持。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裴长洪、高培勇、蔡昉、张宇燕、李雪松、黄群慧、潘家华、魏后凯、张平等知名学者围绕世界经济形势、宏观经济运行、产业结构调整、农村改革与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王伟光院长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要继续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从根本上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好学风作风文风问题，解决好实现中央“三个定位”要求问题。
王伟光说，面对新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做到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并举并重，一方面要加大对策研究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殿堂的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一定要加强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上加强研究。要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
王伟光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在经济问题上，既要注重技术、微观层面的研究，又要避免技术化、碎片化倾向，对重要问题要拿出理论性、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全局性的解释。要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
专家们围绕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走向，进行了如下深入研讨：
（一）国际金融危机仍然没有过去
李扬副院长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没有过去，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从三个层面对这一判断进行了阐释：一是发达经济体最困难的时候已过去，但造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超常措施，在阻止危机恶化的同时也加重了危机复苏的重负，使得危机复苏过程艰难。所以，尽管发达经济体有些数字显出好转，但危机没有过去。用治理危机方式作标准，危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危机在加重，用数量宽松的措施予以处置，这个阶段基本过去；第二阶段，终止危机超常规措施的实施，这个阶段现在仍在进行；第三阶段，处置过去超常规措施所导致的负作用，大约需5—10年，目前尚未开始。二是危机初期曾经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速脱轨”现象，前者增长缓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保持高速度。但是，当美国开始从数量宽松政策逐渐退出的时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却感到资金短缺，出现了新的问题，以至于发达经济体稳定，新兴经济体开始危机。三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是减速。尽管现在7.7%的速度已经相当之高，令发达经济体羡慕，但从10%落下来，两三个百分点的冲击是相当大的。李扬指出，走出危机的治本之策是改革。哪个国家对自身的问题认识得最深刻、哪个国家的改革策略最完备、哪个国家的改革决心最大、哪个国家的改革效果最显著，哪个国家就会在未来占据先机。比较各国的改革方案以及改革决心，我们非常有幸地看到，中国的认识最清楚、决心最大、动作最快，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道路仍将十分曲折，经济大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但相比2013年，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出现小幅上扬，增长率为3.3%，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为2.7%。而影响2014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因素包括，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美国的“退出”政策及债务上限问题，欧洲仍未彻底摆脱通缩陷阱等。
（二）上海自贸区亟待研究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体制的最主要特征是服务业扩大开放,放宽投资准入。而“放宽投资准入”的重点是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服务业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过去,我国的开放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其实质是一种边境开放,即打开边境让渡关税使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但服务业的开放更多的是境内开放,就是管辖国内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必须要与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看,从边境开放扩展到境内开放,是这一轮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特点。而“突破口”是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体制层面看,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最大亮点和集中体现。但目前上海自贸区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已经出台的政策评估；区内区外关系；海关便利化的联动机制；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怎么认定“外商”标准；如何培育企业的诚信体系以及相关技术；如何建设后续管理的法律体系、监管技术体系；培训人才与积累经验的机制；等等。
（三）投资增速进一步面临下行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说，2013年四季度以来,我国投资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增长也面临下行压力,如果2014年重大项目接续不足,投资增速进一步面临下行压力。李雪松介绍,从2012年、2013年、2014年全国各个省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的状态图来看,大部分省区经济增长目标都已经下调,或者经过两年持续下调。下调幅度比较大的是内蒙古、四川、吉林、黑龙江、山西。他分析说,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地区,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下调了投资增长目标,有20多个省都下调了2014年投资增长目标,因为中央严控地方债,地方借钱非常困难。另外,一些地方债务较高。李雪松介绍，接近一半省区将2014年投资目标定在18%以下,这是多年来所罕见的。他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5%左右,物价上涨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加10%,名义投资增长达到19%。
（四）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负值已经两年,而且2014年可能依然会持续为负,它代表了实体经济的通缩,与此对应的是房地产指数持续走高,只有房地产行业处于持续繁荣。他说,金融对增长而言有着重要的功能,包括中介功能、配置功能和提供信息的功能。但过度金融中介化的发展,会导致金融去功能化,即自我循环交易,而丧失对增长的功能。当前在国家担保信用,全球套利的背景下,收益率竞争必然加速金融去功能化的过程。张平提出,中国需要金融、税收体制联动改革,包括债务调整、定义风险、统一监管,同时增加一次性资本补充和拉长债务期限,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和机制转变。
（五）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认为，深化农业改革，应对农业发展挑战，要从这样几方面着手：一是从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农民和市民同工同酬、同城同权入手，保障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权利，提高竞争的公平性；二是从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入手，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鼓励经营权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说，2014年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将根据CPI增长率的变化和外汇储备数量的增加而择机出台。他说，在金融运行中，存在着众多可用公司债券予以化解的矛盾：货币供应量高企、银行信贷资金的期限错配、推进债务率降低、推进资产证券化、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熨平股市波动。他提出，当前应以公司债券为基本抓手，推进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展开中国金融体系再造的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强调，财税改革要注意整体的改革方向。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描述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构筑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高培勇表示，围绕总方向的变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四个方面都与以往有所不同。财政收入主要是改革税收结构，财政支出要着眼于稳定税负和调整GDP分配格局，预算管理要实现“规范透明”，财政体制要坚守“分税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认为，从短期来看，应以避免严重产能过剩行业整体陷入生存危机与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产能调整与供需调节则主要依赖市场机制，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是化解调整过剩产能为有效的手段。从长期来看，完善市场机制是根治产能过剩之道。具体说，治理产能过剩的关键是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制度，矫正导致系统性产能过剩的体制缺陷，并增进市场机能，以充分发挥市场利用分散信息、协调供需平衡、淘汰落后企业和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
